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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
30年代现代文坛上的一场文学论争。1931年底,《文
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
狗文艺论》，以“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批判国
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无产阶
级文艺。这些文章受到批驳后，胡秋原又于1932年4、5
月先后发表《勿侵略文艺》、《钱杏□理论之清算与民
族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他反复宣传文艺“至死也是
自由的”,“艺术不是宣传”,反对“政见与文艺结婚”，
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从这年一月起,瞿秋白、冯雪
峰等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等文。指出他们企图以
“自由的知识阶级”的名义，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的领
导权;文艺自由论的实质,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
务。冯雪峰揭露胡秋原“不是攻击钱杏□个人，而是进
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并指出胡秋原的理论,“真
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
7月,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在《现代》杂志
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支
持胡秋原的观点，对左翼文学进行了嘲讽和攻击。他竟
说“变卦就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只看目前的需
要”,“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终于，文学不
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
变为煽动家之类”。针对这些论调，瞿秋白发表《文学
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扬发表《到底是谁不要
真理，不要文艺？》，加以驳斥。苏汶又发表《“第三
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继续
申述自己的观点，并把革命的政治和艺术的真实对立起
来。接着鲁迅发表《论“第三种人”》等文，周扬、冯雪
峰等也相继撰文，把论争引向深入。
胡秋原、苏汶等人，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有过交往，
苏汶曾是左联成员，还译过苏联的文艺论著和作品；胡
秋原也声称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编有《唯物史
观艺术论──朴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等著作。
因此论争相当复杂，但问题的实质还是无产阶级文艺思
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严重交锋。论争从1931年底开
始，主要发生在1932年，延续到1933年，主要集中在作
家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作家与小资
产阶级作家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等问题上。
针对对方以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居，
瞿秋白引用列宁的名言,指出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自由,不
过是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自由。谁也
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鲁迅也指出：“生在有阶级
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
开战斗而独立”，这“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
开地球一样”。至于胡秋原，鲁迅还尖锐揭露他是“在
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持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
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在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
匪’说的论客”。
作家可能不可能脱离阶级？文艺可能不可能离开政
治而自由？这是论争的焦点。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
文学家的不自由》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他指出：“文
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
的都是宣传。”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做“政治的‘留声
机’”是不可能避免的，“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
‘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周扬也指出:“无
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不但不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客观
真理的认识，而且可以加强它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可
能性。因为无产阶级是站在历史的发展的最前线,它的主
观的利益和历史的发展的客观的行程是一致的。”(《到
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只有没落的资产阶级才害
怕真理，不要真理。
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虽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一部分不满白色恐怖的现实,而
又害怕斗争，希图摆脱政治约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仍有一定的迷惑作用，因此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也是一
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鲁
迅指出:当时的情况,是许多作家到处受着反动派的迫害，
许多刊物受着摧残，这才是作家不自由的真正原因。至
于“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
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
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他还表
达了文艺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出左联“并未动不动便指
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
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
旁看着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论“第三种人”》)。
针对苏汶贬斥连环画和唱本是“低级的形式”的论
调,鲁迅、瞿秋白等举出事实,证明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
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而
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
他们以科学的论证，有力地捍卫了文艺大众化的方向。
论争进入高潮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
上，发表了歌特(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着重批评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
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第二，表现在文艺只是
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的理论。”
着重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的问
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
在这场论争中，左翼文艺家对胡秋原、苏汶错误观点的
批判，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文章却忽略了对暂时游
离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大量小资产阶级作家和一部分
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家，需进行有区别的具体分析和教育
引导，与此相联系，只注意阐述文艺的政治宣传的作用，
而忽略它的其他功能。歌特的文章正是针对这些不足提
醒左翼作家注意对中间势力采取区别对待，积极团结的
态度，并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接着，冯雪峰发表了《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
“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这两篇文章从态度和
措词看,显然接受了歌特的意见。前者针对胡秋原,期望
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从反动派别里面脱离出来”；
后者针对苏汶，一开始就表明“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
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做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
冯雪峰对苏汶等的“理论”,着重进行批判,指出它“含
着很大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并给他们指
明了出路，期待他们改变“对于政治的现在的那种态度，
抛弃鄙弃群众的观念，改正对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错误的
理解”。同时承认左翼文坛“首先就得克服自己的宗派
性”。冯雪峰认为，这就是这次论争“应当得到的有实
际的意义的结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作家和
广大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联系日趋密切。在不同程度上同
意胡秋原、苏汶观点的一些作家，在斗争中不断发生分
化，“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
中伤，软化，曲解”。论争结束后不久，胡秋原当上了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的“第三种人”则“坐上了
检查官的椅子”，苏汶到了抗战时期，堕落成汉□。他
们的发展道路证实了这两位所谓“自由人”、“第三种
人”的虚伪性，进一步宣告了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的破
产。
（林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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