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两个口号”的论争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
口号之间的论争的简称。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
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
论争。
鉴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
中央在长征路上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
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
府和抗日联军。同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七大”，季米
特洛夫和王明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建立国际统一战
线,反对法西斯主义。根据这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从
1935年冬天开始，在革命文艺界，提出了“国防文学”、
“国难文学”、“民族自卫文学”等口号。1936年春，
各左翼文艺团体相继自动解散，“国防文学”口号逐渐
为多数人所接受，同时又相应地产生了“国防戏剧”、
“国防音乐”、“国防电影”等口号。这时候,徐行连发
两篇文章,不同意“国防文学”口号,认为“国防文学”
的“‘理论家’已经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我
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
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
学”口号。据鲁迅后来讲，这个口号是鲁迅和几个人(包
括冯雪峰、茅盾、胡风等)商议之后提出来的。接着,周
扬、鲁迅、茅盾等也陆续发表文章，展开“两个口号”
的激烈论争。在上海,几乎所有的进步报刊都卷入了,北
平以及东京等地的革命作家亦纷纷表态。10月，鲁迅逝
世以后，大规模的论争基本平息。
论争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党的策略的转变，即由国共
分裂到争取建立联合战线的转变。当时上海的革命文艺
界因为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不可能及时地全面地领会
这个重大决策的变化，各人的理解不同，行动也有差别。
还因为30年代左翼文艺界内部本来就有宗派主义；形势
的变化和解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团体引起的隔阂，进
一步激化了这种矛盾，扩大了这种分歧。
论争双方在要不要实行策略转变，要不要在全国、
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基本没有分
歧。分歧发生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上。
关于“两个口号”的关系，周扬、郭沫若、徐懋庸
等认为，“国防文学”口号提出最早，理论正确，在群
众中已有广泛影响，它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在它
之外再提什么口号，是不妥当不正确的，是自外于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还说，即便“民族革
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成立，它也不能作为统一
战线的口号，不能对所有的人都这么要求，它只能是左
翼作家的口号。鲁迅认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以便
互相补充。他说：“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
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
的意见来讨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比“国
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是一
个总口号，各派都适用，“国防文学”可作为我们目前
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因为它“颇通俗，已经有很
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答
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如何坚持统一战线，即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
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在新形势下，不
管提出什么口号，决不能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的责
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
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鲁迅《论
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也“丝毫不看轻进步的世界
观的烛照的作用”（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就是说，
作家们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但对左翼作家
来说，却不能放弃革命的传统，忘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责
任，放弃独立自主是错误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无
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当主体是必要的，但不必在口头上
争，应以实际工作去获得。在文化界还有人说，谁是主
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不应为谁所专有，应该各派共
同负责，谁工作努力谁就可以争取到领导权，就自然成
为主体。
关于写什么，以什么为旗帜。一种意见认为，“国
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
的主题”(周扬《关于国防文学》)。在发挥这个论点时，
有人甚至讲到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文学。鲁迅、郭沫
若等则认为，“国防文学”应该作为作家关系问题的旗
帜，不要作为写什么的创作口号。我们要一切不愿当汉
□的作家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管原先是
什么人，只要不愿当汉□，就团结到一条战线上；至于
创作，写什么都可以。最好与国防有关，不写直接与国
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不过，应该互相批评，无产阶级
保留批评的权利。
论争的有关文章，当时就汇编成《现阶段的文学论
战》、《国防文学论战》、《现阶段的中国文艺问题》
等书，1982年出版的《“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搜
集的资料比较齐全。
（张大明）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