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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
“五四”文学革命中提倡和创立的新文学。在中国
古代，虽早已存在用浅近通俗、接近口语的白话所写的
文学作品，却始终未能与文言作品相抗衡并被视为文学
发展的正宗。近代在桐城派古文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为
适应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运动的需要，先后流行过一些
颇有影响的白话书报,“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
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
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
时代开始的”（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在1917年 1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学改良
刍议》中，提出建立“言文合一”的国语所写的“活文
学”，即白话文学的主张，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
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陈独秀在接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文
学革命“三大主义”，比胡适侧重文学形式的改良更进
一步,已经涉及文学内容的变革,使白话文学成为与雕琢
阿谀、陈腐艰涩的封建贵族文学相对立的平易新鲜、明
了通俗的国民文学。1918年，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
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进一步论证了白话文学
产生的必然性，他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
“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
做国语的文学”。以白话取代文言，作为新的文学语言，
对于新文学的诞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胡适把这夸大为
建设新文学的“唯一宗旨”。针对这种孤立地注重文学
语言形式而忽略思想内容的倾向，李大钊、鲁迅等人当
时就在文章中强调思想革新在建设新文学中的重要性。
李大钊说：“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新
文学应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
博爱的精神”为土壤根基（《什么是新文学》）。鲁迅
认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以进步的思想是最要紧的，白
话文学只讲形式改良而“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
换货”（《集外集·渡河与引路》）。“五四”文学革
命最早出现的白话文学作品是《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
诗。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显
示了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大量散文和小品文的成功更
对旧文学起了示威的作用，证明“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
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南腔北调集·小品文
的危机》）。经过这些倡导者们的理论阐述和创作实践，
现代白话文学遂成为中国文学的主体。
《新青年》第2卷6号
（孙玉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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