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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界革命
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时期，诗歌呈
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
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
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
(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
之物,未□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
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
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
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
诗”。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正企图融合佛、孔、耶三
教的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因此，
他们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饮冰室诗话》)。其
代表作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
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
摩罗果掌中论。”其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
路加福音》；喀私德为英语 Caste的译音，用来指印度
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
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
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
达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向往。夏曾佑的诗与谭嗣同类似，
如他的《绝句》诗以冰期、巴别塔等地质学名词及《旧
约》中的神话入诗。这类诗，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
“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
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
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
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
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
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
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
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
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
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
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
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说：“革命者，
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
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
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饮冰室诗话》）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
一在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
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
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提出“意
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但是，形
式是和内容相联系的，新内容必然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
梁启超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
“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
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
供来者诗料。”（《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
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
寄任公、孺博、曼宣》）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
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
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
星、金星之动物以实美洲”（《夏威夷游记》）的状况。
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
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
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
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
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
九年(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
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他认为，有
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
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
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
格，微妙之辞藻”，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
（《饮冰室诗话》）。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
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
间，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
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
名之为杂歌谣(《致饮冰主人手札》)。梁启超接受了这
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
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
些新创作的歌谣,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
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
话》）。
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
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
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
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
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的旗帜逐渐收
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对立，他们中部分
人接受过诗界革命影响，但是，不愿意明确地以诗界革
命相号召，有的人则企图“别创一宗”，于是，诗界革
命就逐渐销声匿迹了。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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