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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文
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变”。它是在佛
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
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
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
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
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
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
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
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
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
和民间传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
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
番，使人们容易明白”(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关于变文，也还存在其他一些说法，至今尚无定论。长
期以来，这一文学样式一直湮没无闻，直到敦煌藏经洞
发现大批手抄写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
视。
敦煌变文中最早整理出来的是罗振玉《敦煌零拾》
所收的“佛曲三种”。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
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
类似梵歌的“佛曲”。后也称作“讲经文”、“俗文”、
“俗讲”。随着题有《汉将王陵变》、《降魔变文》、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的不断发现，才知道
这种文体原来就是唐代民间流行的“变”或“变文”。
孟□《本事诗》曾提到《目连变》，吉师老有《看蜀女
转昭君变》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有皇甫松“因襄
阳大水，遂为《大水辨》”的记述，都说明变文是当时
一种通俗文体，文人也有用它来进行创作的。
唐代早期的变文,和南北朝“唱导”一样,是以“或
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慧皎《高僧传》)的讲经形式
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
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
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
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
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亦即《高僧传》
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还出现了专门讲唱故事
的俗讲僧。《高僧传》记载“唱导”的感染力时说:“谈
无常则令心形战□，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
见德业，严当果则已示来根；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
感则洒泣吐酸,于是围众倾心,举堂恻怆。”变文则更发
扬了这个特长。到了中晚唐时期，长安城内许多寺庙经
常进行俗讲,盛况空前。韩愈《华山女》诗描述道:“街
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观中人满坐观外，
后至无地无由听。”这种俗讲变文在流传过程中，逐渐
离经叛道，非宗教的现实内容日益增多。长庆年间，还
出现过关于俗讲僧文溆的一桩公案：文溆“善吟经，其
声宛畅，感动里人”（段安节《乐府杂录》），由于被
指斥“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
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
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
为歌曲”，结果被“前后杖背，流在边地数矣”（赵□
《因话录》）。这正说明文溆敢于冲破佛寺禅门的束缚，
走向民间,赋予俗讲以广泛的社会内容。除俗讲僧外,当
时还出现了以转唱变文为职业的民间艺人，他们又进而
创作出许多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
变文，大大增加了变文的民间性、故事性和现实性。同
时，讲唱场地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可以与各种杂戏一起
在“戏场”演出，而且还有了专门讲唱变文的“变场”。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元和中有个李秀才,曾被寺僧
呼为“望酒旗，玩变场者”。《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还
记载万寿公主也曾到“慈恩寺观戏场”，这些民间娱乐
场所也吸引着王公贵胄、秀才士子，足见变文等说唱文
学的影响之广。郭□《高力士外传》载：“太上皇（唐
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司亲看扫除庭院，
芟□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
冀悦圣情。”则转唱变文(“转变”)竟已深入宫禁，更
可想见其流行之盛了。
在讲唱时还配有画图。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
诗有“画卷开时塞外云”句可证。在敦煌写本《降魔变
文》、《破魔变文》上也都绘有形象生动的图画，同变
文的内容相配合，实为后代插图小说的滥觞。某些敦煌
变文写本还题有“平”、“侧”、“断金”等字，估计
是指演唱时要用“平调”、“侧调”或“断金调”。音
乐、画图和讲唱相互配合，更增加了变文的艺术感染力。
可见，变文是一种向综合性艺术过渡的、为群众所喜闻
乐见的文学表现形式。
敦煌变文包括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类作品。
讲唱佛经故事的变文，其内容主要是宣扬禅门佛理和封
建迷信，有时还掺杂着“为国尽忠，居家尽孝”的儒家
道德观念。其表现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故事展开之
前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边说边唱，敷衍铺陈，成为洋洋
洒洒的长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一称《维摩诘经
变文》,就是把“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十
四个字的经文，经过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加工，扩展成为
三五千字的长篇。其中添加进众多的人物和曲折的情节，
绘声绘色地铺写了各种生动的场景。另一种是前面不引
经文，直接讲唱佛经神变故事，只依据佛经里的一个故
事、一种经说,便恣意抒写阐扬,发挥成篇。如《大目乾
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就是这种形式。《降
魔变文》描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的场面，奇
象异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舍利弗先后变成金刚、狮
子和鸟王，战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和毒龙。这种以
惊人的想象、奇妙的构思，描绘出惊心动魄的斗法场景
的表现手法，实开《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
说的先声。《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渲染冥界地狱的
阴森恐怖、刑罚的残暴无情，则又是一番情景。这类取
材于佛经传说的变文，宗教气息较浓，但有些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颇为生动，天上地下神奇世界的虚构，也有助
于启发人们的想象力。
讲唱世俗故事的变文，多取材于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和现实生活，经过讲唱过程中不断加工润色、铺排渲
染，遂成为曲折起伏、有声有色的文学作品。如《伍子
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舜子至孝变文》、《王
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
形象，对正直、善良而又遭受邪恶势力迫害的人们给以
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和虚伪的人情世态予以
揭露和谴责，反映了人民的疾苦和爱憎。残卷《张义潮
变文》、《张淮深变文》则直接叙写唐代时事，以歌颂
奋起抵御异族侵扰的英雄人物为主题，赞扬了他们勇猛
顽强的战斗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尚情操，具有深厚
的人民性。这些作品为变文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
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
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
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
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
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
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
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
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
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
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
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
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
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
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
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
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
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
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
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代
传奇到宋、元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
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
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
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
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
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
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
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
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
(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
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
的最丰富的辑本。
（张锡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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