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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
的作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方
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另一方面革六朝旧
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开辟了宋、元以后散体文的发展
道路。清代严可均编纂《全隋文》36卷,共收文680余篇，
作家 160多人。董诰等编纂《全唐文》1000卷，共收文
18400余篇,作家3000余人。陆心源又编有《唐文拾遗》
72卷，《续拾》16卷。此外，再加上近百年来所出土的
碑志等散佚文章，隋唐五代文数量之富，真可谓洋洋大
观。
由骈体向散体古文的转变 隋唐五代文的发展过程
中,主要成就在散体的古文方面。魏晋六朝的骈体文,祟
尚声律对偶和典故词藻，用古事古语比拟今事今语，语
意往往模糊不清，加以声律的拘束，日益成为表达思想
的桎梏。隋统一后，封建经济和政治有了新的发展，社
会生活日趋繁复，骈偶文体更难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
隋文帝在开皇四年(584)便“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
录”，并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正文体，从崇
实尚用的观点出发，抨击了浮华文风“遗理存异，寻虚
逐微”（《隋书·李谔传》）的弊害。王通也有类似的
主张。但他们的理论尚未触及问题的实质，而积重难返，
文帝一纸诏令，并未奏效。炀帝爱好靡丽，骈文仍然盛
行。
初唐文章开始出现由骈入散的倾向，并在理论上提
出了改革的要求。唐高祖时傅奕请除佛教的奏疏，太宗
时吕才反对巫术的文章，都用较通俗的语言，但还不曾
有意识地提倡散体文。太宗功业显赫，但所为文章，却
学徐陵、庾信。当时，魏徵已指出梁以后骈文“意浅而
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
书·文学传序》）。李百药也批评南朝梁、北朝齐的文
风“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他们的奏
议文章也多用散体。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主张文章要有
儒学内容：“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
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
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
国繇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他猛烈抨击浮艳文风
“适先兆齐、梁之危”，“不能免周、陈之祸”（《上
吏部裴侍郎启》）,并认为当时文场“竞为雕刻”,“骨
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
《王勃集序》）。史学家刘知几著《史通》,在《言语》、
《叙事》、《模拟》等篇中,也提出了“言必近真”,不
要“雕彩”、“效颦”的主张。这些理论，是古文运动
的先声。在创作实践上，武后时的陈子昂倡导诗歌革新，
文章虽不见有改革之论，但他的政论都用古文，是唐代
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荐士》）。但总的来说，初唐依旧骈文
为主，包括魏徵及陈子昂在内,文字应酬及一般章奏,都
还是用骈体写作。
盛唐至中唐前期，大概从玄宗天宝年间到代宗大历
期间,相继出现一批祟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
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先后出来提倡散
体,反对骈文。唐王朝在开元年间鼎盛,天宝政治日趋腐
败,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败分裂,出现了藩镇割据、宦官专
权、朋党之争等危机。一部分士人，为了维护唐王朝封
建统治，进一步提倡儒家思想,从萧颖士到柳冕,其文论
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宗经明道观点出发,强调文章的封建
教化作用。萧颖士自称“经术之外,略不婴心”(《赠韦
司业书》) 。李华以为“文章本乎作者，……本乎作者，
六经之志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独
孤及主张“为文在经”，“文章可以假道”（梁肃《祭
独孤常州文》）。梁肃以为“文本于道”（《补阙李君
前集序》）,“故道德仁义,非文不明”（《常州刺史独
孤及集后序》）。柳冕更全面指出，“文章本于教化”
(《与徐给事论文书》)，“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
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
书》）。这种文教结合、文能明道、文道并重、尊经重
道的主张，为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
础,使他们在文学史上据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地位,但他
们偏重学习五经和先秦两汉的政治学术文章，对魏、晋
以来文章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甚至贬屈原作品为“亡国
之音”（柳冕《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他们
自己的作品又大多带着骈文的余习，因而成就有限。
古文运动的全盛阶段 中唐后期，大约从德宗、宪
宗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
上使古文达到全盛阶段，一直发展到唐末五代。韩、柳
古文运动的展开，有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包括明道的
原则、养气的功夫、学古的目标、创新的要求等各方面
主张，旗帜鲜明，论辩有力。他们都有数量较多、质量
较高的古文作品,取精用宏,无体不备,“浑浩流转”(苏
洵称韩文语),“雄深雅健”（韩愈称柳文语），风格多
样，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古文虽然称为“古文”，
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实则是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
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较近口语，扩大了文言文的
表达功能,有进步意义。韩愈提倡古文,夺取骈文的阵地；
提倡儒教，夺取佛老的阵地，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时
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
汉《昌黎先生集序》)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也起了很
大的作用。韩愈又有著名的学生如李翱、皇甫□、沈亚
之等相从为古文，扩大其影响。文论家以为“文得昌黎
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
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刘熙载《艺概·文概》）。同
时，韩愈的朋友如白居易能写明白晓畅的文章，樊宗师
能写奇奥生僻的文章，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他们与韩、
柳殊途同归。这样，唐代古文便达到全盛的阶段，后来
继之而起者有刘蜕、孙樵、杜牧诸人。刘蜕被刘熙载称
为“意欲自成一子”（同前），孙樵被清人列入唐宋十
大家之内，杜牧被称为“一时之杰”（同前）。唐末五
代，又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作家，用短小精
悍之笔，讽刺现实，被鲁迅誉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
里的光彩和锋□”（《小品文的危机》）。
《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之一页
骈体文的新风格 骈体文在隋唐五代始终流行。上
自诏□，下至判辞、书牍、碑刻,无不习用骈文,可见唐
代骈文有新面貌。晋、宋以前骈文,虽然也尚翰藻,而语
言比较雅洁，贵在“潜气内转”。齐、梁骈文较重气势，
但过于华饰，要求“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
清代钱振伦在《唐文节钞序》指出，唐代骈文“体虽沿
乎旧制，才已引其新机,大抵丘壑易寻,而持论较正；枝
条稍简，而□骨独遒”，认为唐代作家以才思写作骈文，
使骈文得到生气蓬勃的发展，思想雅正，用典平易，语
言雅洁，风骨有力。并且认为，初唐以四杰王勃、杨炯、
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盛唐以张说、苏□为代表，中
唐以陆贽为代表，晚唐以李商隐为代表，唐末五代则以
罗隐、徐铉为代表。唐代骈文，从初唐四杰开始，运用
抑扬调畅之气，和古文渐相接近。中唐陆贽能不受骈俪
拘束，自由发挥政论，是唐骈文中能切实用的一家。他
的《拟奉天改元大赦制》，连当时的叛兵悍将读后也为
之泪下。李商隐擅长写章表，孙梅《四六丛话》盛赞道：
“《樊南甲乙》，则今体之金绳，章奏之玉律也。……
其声切无一字之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唐代是
骈文向散文靠拢的发展阶段，到宋代便成为用古文方法
写骈文的“宋四六”。同时，不少优秀的骈文作品，就
其艺术精美而言，在文学史上也占有它的一页。号称骈
文复兴的清代，如陈维崧、吴锡麒诸家所作，就受到唐
代骈文较多的影响。
各类文体重要作品 综合骈散各体的隋唐五代文，
内容上反映了古代封建经济繁荣、疆域扩大到大分裂时
期的社会各个方面，艺术上出现了雄浑奇肆、□皇典丽、
清雅淡素、纾徐深婉等多样风格。名篇杰构，数量可观。
各类文体的重要作品如下：
议论文，包括诏令、表章奏疏、对策、论说、序跋、
书札等文体，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哲学、文史
理论等方面。如傅奕《请除释教疏》，吕才《叙卜宅》、
《叙葬书》，魏徵《十渐不克终疏》，王勃《上吏部裴
侍郎启》，刘知几《论史上萧至忠书》，陈子昂《谏用
刑书》，卢藏用《析滞论》，李峤《神龙历序》，李华
《卜论》，元结《箧中集序》，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
盈二库状》、《奉天论延访朝臣表》、《论浑□李晟等
诸军兵马不要指授方略状》,权德舆《两汉辩亡论》,柳
冕《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韩愈《原道》、《原毁》、
《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
柳宗元《封建论》、《天说》、《非国语》,刘禹锡《天
论》，李翱《复性书》、《寄从弟正辞书》、《答朱载
言书》、裴度《寄李翱书》，李汉《唐吏部侍郎昌黎先
生讳愈文集序》，李德裕《文章论》，舒元舆《论贡士
书》，刘贲《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孙樵《复
佛寺奏》、《与王霖秀才书》，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
结文集后序》、《上崔华州书》，杜牧《罪言》、《守
论》、《战论》、《原十六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
兵书》、《答庄充书》,皮日休《读司马法》、《原谤》，
谭峭《化书》等。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文采，都有独到之
处。其中除韩、柳二大家外，刘知几《史通》中的骈文，
与陆贽一样，皆能运用骈文形式剖析事理，杜牧论文笔
锋犀利，含义深刻，都很突出。
记叙文，包括碑碣、志传、记、序、铭等文体，内
容涉及记人、记事、记山水、记建筑、记物等方面。如
张说《姚文贞公神道碑》，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学士
李公新墓碑》,元结《右溪记》,乔潭《女娲陵记》，独
孤及《仙掌铭》、《琅琊溪述并序》，吕温《成皋铭》，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画记》、《柳子厚墓志铭》、
《平淮西碑》，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
驼传》及“永州八记”,白居易《庐山草堂记》,皇甫□
《唐吏部侍郎赠礼部尚书昌黎韩先生墓志铭》，舒元舆
《录桃源画记》、《序白》,孙樵《书褒城驿壁》、《书
何易于》、《书田将军边事》、《读开元杂报》，李商
隐《李贺小传》等。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生活面非常广
阔，艺术风格也丰富多样，各擅其胜。
抒情文，包括辞命、表疏、书牍、赠序、祭吊等应
用文体,内容有上对下、下对上、亲友、离别、生死等各
方面。如王勃《晚秋入洛于毕公宅别道王宴序》、《秋
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李
白《与韩荆州朝宗书》、《送张怀祖之东都序》，李华
《吊古战场文》，李观《吊韩□没胡中文》，韩愈《与
孟东野书》、《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祭
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柳宗元《寄许京兆
孟容书》、《祭吕衡州温文》，李商隐《为濮阳公陈情
表》、《上河东公启》、《祭小侄女寄寄文》等，这些
作品都写得真挚动人。上比六朝以前,文笔较为流畅;下
比两宋以后，语言又较雅洁凝炼，独具特色。
杂文,包括长篇的对问体和寓言、小品。如元结《出
规》、《处规》、《七不如》,刘熙载称为“狂狷之言”，
“足使顽廉懦立”(《艺概·文概》)；韩愈《进学解》、
《送穷文》、《杂说》和柳宗元《天对》、《三戒》、
《捕蛇者说》、《憎王孙文》,久已脍炙人口;刘蜕《山
书》18篇、《古渔父》4篇、《梓州兜率寺文冢铭》,刘
熙载称其“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同前）；陆龟蒙
《怪松图赞》、《野庙碑》、《祀灶解》、《记稻鼠》、
《冶家子言》、《蠹化》、《蟹志》以及罗隐《英雄之
言》、《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
《叙二狂生》，都寓愤激讥刺之意。鲁迅说：“唐末诗
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小品文的危机》）。
辞赋和佛教文章 此外，辞赋和佛教文章在唐代也
各有发展和成就。汉赋一体在唐代已走向下坡。章炳麟
《国故论衡·辨诗》指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
《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
家亦足以殿，自是赋遂泯绝。”而骚赋一体，在中唐以
后颇有佳作，柳宗元《解祟赋》、《惩咎赋》、《闵生
赋》、《梦归赋》、《囚山赋》五篇，是楚声骚体的名
篇。严羽称“柳子厚深得骚学”（《沧浪诗话》），林
纾也称他“当与宋玉争席”，“为唐文巨擘”（《韩柳
文研究法》）。其次，有刘蜕《哀湘竹》、《下清江》、
《招帝子》三篇，刘熙载以为“学《楚辞》尤有深致”，
“颇得《九歌》遗意”（《艺概·文概》）。杜牧《阿
房宫赋》，则打破过去赋体全用对偶的窠臼，开导了宋
代以散文体为赋的先路。至于陆龟蒙《蚕赋》之类小赋，
思想性较强，在唐赋中也是较优秀的篇什。由于唐代进
士科试词赋，因而出现了考试用的律赋。天宝后进士试
赋限韵，一般八韵，也有三韵到七韵的，声律限制极严，
因而称为律赋。作官赋的，开端要破题，在首四句中先
将题目的字面破出，才合规定。这种赋体，实质与明清
八股文类似，因而当时虽偶有佳作，但大多芜杂。
唐代继六朝以后，佛教盛行，佛经的翻译超过了前
代。在大量唐译佛经中，具有文学特色并在中国文学史
上起过广泛影响的，无过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大
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后者或
疑为房融伪撰，然而文笔颇优美。至于唐人自撰有关佛
教的游记、传记等书,如辩机《大唐西域记》12卷,慧立、
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卷，其中颇多具有文学
价值的叙述。佛教影响到唐代文学界，在不少文学家如
王勃、王维、梁肃、柳宗元、李商隐等人的集中，都保
存着关于佛教的文章，有赋、赞、碑、序等各体。这类
文章，除柳宗元所作，阐说哲理，可供佛学研究者参考
外，其他大都以华藻为工。
自宋代以来，文人们对隋唐五代文，不断进行汇辑、
选录、整理等工作。宋初编纂的《文苑英华》，达1000
卷之多，为综合诗文、不分骈散的大型总集。在此基础
上,姚铉选了《唐文粹》100卷，以古文为主，兼及骈体，
是现存第一部唐文选本。明代朱右选《八先生文体》，
茅坤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唐人中重点选录了韩愈、
柳宗元两家为冠首；清初储欣于八家外，又增加唐代李
翱、孙樵两家，编成《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所谓“乾
隆御选”的《唐宋文醇》，也是这10家，用以直接继承
五经到西汉的文章传统，确立了古文在唐文中的文统地
位。虽然唐文只选两家到四家，却长期影响了明、清的
古文写作，所谓“桐城派”、“阳湖派”，都是韩、柳
古文的宣扬者。
至于骈文，清代陈均选有《唐骈体文钞》17卷，谭
献以为“所录意趣峻整，颇避甜熟，而开合动荡之篇较
少”（《复堂日记》）。清代龚自珍曾标出西汉至唐末
的“家□户诵”之文，共74篇（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
外记》）,其中唐文有34篇,几近一半。有关唐文的考订
资料，有清代陈鸿墀《全唐文纪事》和近人岑仲勉《读
〈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等。
参考书目
严可均编：《全隋文》（光绪甲午黄冈王民刊本）
董诰编：《全唐文》（清内府刊本、扬州官本、广州
局本）
陈均编：《唐骈体文钞》（清嘉庆间家刻本）
（钱仲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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