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国两晋赋
三国两晋时期，诗歌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辞赋，成为
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体裁。然而赋在本时期仍颇兴盛，许
多优秀诗人同时也是重要的赋作者，并产生了不少佳篇。
与两汉比较，本时期赋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其
基本表现是：两汉盛行的那种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
等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为抒情小赋所取代，并在形式
上出现了骈化的趋势。
建安时期，在诗歌繁荣的同时，辞赋创作也很普遍，
今存建安赋有150多篇,超过今存两汉辞赋总数。其中曹
植一人就占了50多篇。建安辞赋中绝大部分是篇幅较短
的小赋，它们在内容上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题材有所扩
大。“三曹”、“七子”等跳出了两汉传统题材的窠臼，
尽量写普通人物，写日常情事,写一般生活用品,写动植
物等等。题材的日常化、普通化、小型化，进一步冲淡
了赋的与生俱来的贵族性质。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
有所加强。建安作家们把赋从“极声貌以穷文”（《文
心雕龙·诠赋》）的传统中进一步拉向现实，特别是向
现实政治靠拢。王粲的《浮淮赋》、阮□的《纪征赋》、
徐□的《西征赋》、陈琳的《武军赋》、曹丕的《临涡
赋》等，全属此类作品。三是抒情性更趋强化。无论写
人写物，都以抒情为基本要素。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粲
的《登楼赋》和曹植的《洛神赋》，前者在抒情与写景
的融会上，后者在刻画人物体态及心理上，都取得了很
高的成就。
魏末正始年间辞赋作者主要有何晏、阮籍、嵇康等。
何晏《景福殿赋》题材上虽蹈袭两汉大赋的宫殿之作，
但在表现手法上能够摆脱“品物毕图”（《文心雕龙·
诠赋》）的陈规，写得比较精练生动。阮籍的赋继承并
发展了建安抒情小赋的传统,铺写的成分大为减少,而以
表现隐逸情绪或刺时为主旨，如《猕猴赋》即为刺“俗
人”而作,《鸠赋》则又以“鸠子”被“狂犬”所害,隐
喻司马氏集团杀少帝、擅废立事。嵇康赋的铺写成分稍
重，但也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为最终目的，他的
《琴赋》与汉代傅毅、马融、蔡邕的同名之作写法上有
接近之处，而抒情气氛要浓厚得多。
西晋太康作家几乎都写辞赋，传世作品数量甚至超
过建安。太康辞赋形式上也以小赋为主，如傅玄今存赋
50多篇，篇幅都短小，但在抒情性上却不及建安、正始
作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有些赋作者好模
仿，作品缺少个性。例如，傅玄一半左右赋题都袭自前
人，如《风赋》、《大言赋》、《琴赋》、《弹棋赋》
等等。再则,写法也过于守旧,略无新意，如傅玄的《蝉
赋》,只是写蝉的本身特征,不及曹植的同名之作能够寄
托作者的身世之感。二是大部分赋作者把注意力集中于
文句的修饰雕琢，这就使作品虽有采润而少情趣。潘岳
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
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是西晋
赋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它们或表现征途中的思绪，或描
摹人物的某种情态，或剖析作文之所由，或叙说立德建
功之委曲，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不过它们的共同的缺点
就在于过度地铺采□文，给人以藻饰太盛、华而不实之
感，削弱了艺术感染力。这同太康诗歌的缺点大体上是
相一致的。太康时期产生了一篇著名的大赋，即左思的
《三都赋》，作者倾十年精力而成，一时声价极高而引
起洛阳纸贵。不过此赋只是详尽真实地描绘了三国时期
蜀都、吴都、魏都的景况,并表达了向往统一的愿望,而
在艺术上较之前人无多大突破，只是更能体现“品物毕
图”的原则。
东晋时期的辞赋，总的来说不像西晋太康时期那样
雕琢繁缛，比较明快，倒如袁宏《东征赋》是赤壁怀古
之作，赋中夹议夹叙，富于气势，而且语句省净，无冗
赘刻画，给人以清新之感。又如郭璞《江赋》虽然华丽
绮巧，但具有雄肆奔放的气魄；孙绰《游天台山赋》使
用奇僻字句不多，脱出了字书式的滞拙写法，具有气韵
畅快的风格。东晋末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
赋》等，更显示了自然平淡的独特风貌，为历来赋作所
稀见。从正始时期开始，玄学就逐渐影响辞赋，嵇康的
《琴赋》中就有不少玄理，经过西晋到东晋，辞赋中的
抽象玄理进一步增多,甚至出现“溺乎玄风”的现象,影
响了赋的抒情功能的发挥。
三国两晋时期辞赋与汉赋相比较，其在形式上的显
著发展是骈偶句逐渐增多,不仅讲究上下句对偶整炼,而
且出现了单句对、隔句对、长句对等多种对偶形式。西
晋陆机、潘岳，东晋郭璞、木华等人的赋，大多通篇追
求俳偶整饬，蔚然成风。虽然骈赋要求的四六对和声律
尚未出现，但两晋辞赋朝着骈化发展的趋势，则已甚为
明显。
（徐公持）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