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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北文学风格之别

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①;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②。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③,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④,亦风雅之相斫书矣⑤。《三国志·吴志·张纮传》裴注引陈琳书曰⑥:“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⑦,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⑧,足下与子布在彼 ⑨,所谓小巫见大巫⑩,神气尽矣。”已为北文不如南文张本⑾。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略谓⑿:“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⒀:河朔重乎气质⒁。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按但言“质胜”,即是文输⒂。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实为冠冕⒃,而《北齐书·魏收传》载邵讥收“于任昉⒄,非宜模拟,亦大偷窃”,收斥邵“于沈约集中作贼”⒅;则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⒆。张鷟《朝野佥载》记庾信入北⒇,谓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21),余皆驴鸣大吠聒耳”。南人轻北,其来旧矣。宋自靖康南渡(22),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23),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24)。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26),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27),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28)。虽以方虚谷之自居南宋遗老、西江后劲(29),《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汪尧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第四首亦曰: “后村傲睨四灵间(31),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遗山论诗,《中州》名集,实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所载宋流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32),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而况于在中州者乎”,《则堂集》失收。可谓义正而词婉者。(150—151页)

①班固:汉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汉书》。傅毅与班固共校典书。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看轻)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作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②管:春秋管仲,相齐桓公。晏:春秋晏婴,相齐景公。《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③四始六义:按《毛诗大序》谓诗有四始,据郑玄说,以风、小雅、大雅、颂为王道兴衰所由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④七国:指战国时的封建诸侯国秦、楚、燕、齐、韩、赵、魏,彼此争雄。五胡:东晋南北朝时北方西部的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氏、羌。
⑤相斫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谓隗禧称《左传》为“相斫书”。
⑥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为晋陈寿撰之《三国志》作注。陈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⑦雄伯:出类拔萃。
⑧景兴:三国魏经学家王朗字。
⑨子布:三国吴史学家张昭字。
⑩小巫:陈琳自比。大巫:指三国吴张纮、张昭,孙策创业,张氏二人并为参谋,后张纮辅佐孙权,陈琳自认不如他们。
⑾张本:犹伏笔。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预先造了舆论。
⑿李延寿:唐代史学家,撰有南北史。
⒀江左:指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清丽脱俗和华美艳丽的文采。
⒁河朔:指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质直的气度。
⒂质胜文输:指北朝文学不如南朝。
⒃邢邵:北齐文学家,时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温死,又称“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魏收:北齐作家,与温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称,有文集七十卷。
⒄《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五十卷。任昉:后汉文史家,有诗文三十四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
⒅沈约: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⒆自然机杼:指创造、创作。
⒇张鷟《朝野佥载》:唐人笔记,一卷。庾信:北朝文学家。初仕南朝梁,后仕西魏、北周。
(21)《朝野佥载》记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为庾信所称赏。
(22)靖康南渡: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鸡犬声相闻:见《老子》八十章。这里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左传》僖公四年:“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北海与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马与牛不相引诱。这里指淮南淮北分属两个王朝。
(25)元遗山: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字。有《遗山诗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弘衍:广博。
(26)苞桑之惧:《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之惧即亡国之惧。沧桑之痛:沧海变桑田,即亡国之痛。
(27)江湖末派:南宋陈起编《江湖集》,有《前集》、《后集》、《续集》等,少则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为江湖诗人,称江湖派。《四库总目》称:“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
(28)南风不竞:《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我弦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即南不如北。
(29)方虚谷:元方回号。因生于南宋,宋降元后,自称遗老,为江西派后劲。有《桐江集》八卷,《续集》三十七卷。
(30)汪尧峰:清文学家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号尧峰。撰有《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三十卷。
(31)后村:宋代作家刘克庄,自号后村居士。四灵:南宋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
(32)《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七十卷,元代苏天爵编。《则堂集》:宋家铉翁撰,六卷。

这一则讲诗文有南北风格的区别,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学风不同,诗文风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过两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是南宋与金的对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阂,文学上出现南北不同的风格,评论上也有南北之见。
(一)南北朝时期,文评者的南北之见,多表现在南人轻北。比如陈琳因去河北投袁绍,处在文人较少的环境中,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但是,在他给江苏广陵同乡张纮的信中,表示与张纮、张昭相比,还自惭不如,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先造了舆论。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从《北齐书·魏收传》看,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沈约,魏收师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所以,邢魏互相讥笑为“偷窃”、“作贼”。《朝野佥载》也记载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为只有写《韩陵山寺碑》的温子昇才配与他共语。可见,“南人轻北,其来旧矣”。这里指出,所以有南人轻北的原因,主要是与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有关,一是文人相轻,二是乡曲相私。
南北的文学风格,究竟不同在哪里,据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里说,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胜,宜于咏歌;北文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高昂,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因为南人北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性情气质上的差异,已带有传统性,反映到诗文上自然有不同风格。
先说民歌的风格,南北就明显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再说文人的风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调,如梁沈约的《登北固楼》: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又吴均《发湘江赠亲故别》之三:
君留朱门里,我至广江濆。城高望犹见,风多听不闻。流苹方绕绕,落叶尚纷纷。无由得共赏,山川间白云。
虽是不同题材的诗,却都写的委婉含蓄,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格调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调。北方文人作品的风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鲜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风,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气概。如魏收《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这两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就从这几首明白如话的诗来看,他们确实受到南方香艳诗的影响不小,其中虽也不乏清远敦厚之趣,却不给人格调刚健之感。抛开文暂且不谈,单以诗相比,南北朝时期,北方确实逊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后,他们以清新绮艳的风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竞相模仿,才出现了南北风格互为影响的新局面。
(二)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以后,使文坛起了变化。淮南淮北虽如往常鸡犬之声相闻,但已成为南宋与金不同的两个社会。太原的元好问,具有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他本人过人的天赋,身处金国,国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显露出才华,成为金朝文坛上的大家。他文师韩欧,诗师杜甫,词学周邦彦,多方面丰富自己, “发为声诗”,“变穷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诗,但他在评论宋人诗时,把元好问推作中原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过份。让我们看一看无好问诗的风格,如: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
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如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送张君美往南中》)
又,《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两诗沉挚悲凉,读来可歌可泣,创造出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风格。
最后钱先生举引元苏天爵的话作这一则的小结:地域有南北之分,人无南北之分,因为南北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共同的,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后的诗文发展更证实了苏氏的论断。可见苏天爵的见解是“义正而词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