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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现代] 钱钟书 著

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锺书先生》(刊于《随笔》1988年第四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 ‘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1948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 1942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1939)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沪渎,行箧以随。”“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冒景璠先生的提议。1939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好照顾他老父钱子泉先生在那里执教。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先生写了初版《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钱先生回到上海,又写了初版《谈艺录》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写了序。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3年,钱先生又写了补订稿,较原书多一倍,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吴忠匡先生说钱先生在上海时期写的诗,今抄两首如下:
{{故国}}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空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乙酉元旦}}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吴忠匡先生说:“中书在诗篇中憧憬着自由,想望着奋飞,希冀着有一天能‘尽复汉唐故地’。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很少有少作的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总是那么肃括,那么凝重。用内心的独白,抒发自己的希望、忧伤和痛苦。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深刻,极为强烈,有诗史的不朽价值。”
现在对这两首诗作些说明。“故国”当指故园,钱先生的故乡在无锡。钱先生在《谈艺录》开头有一段说明:“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钱先生在无锡的老家,当时还在沦陷区,钱先生在上海租屋住着。这首诗,当在抗战后期日本投降前一年 1944年写的。首联说故乡的旧家已经成为劫灰,无人可谈了,偷生在外等待春雷,当时已感到日本总要投降,等待这个像惊雷的消息。坯(pī)户:用泥封塞窗隙,防冬天的寒风。这诗当是冬天作的。二联,空说直捣黄龙,即打到鸭绿江边,只看到东北沦亡。白雁来:《左传》哀公七年:“曹鄙人公孙强好弋(射鸟),获白雁。”献给曹君,曹君封他做官听政。曹人有梦见曹君祖上说,公孙强听政,曹要亡国。因此白雁来指东北沦亡。三联本于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及孟郊《杏殇》:“踏地恐土痛”。这里借用,指“路有冻死骨”,所以不忍心踏街怕地痛。为国破家毁而洒泪。末联习惯于托伤春来伤时,明年倘抗战胜利,可以开怀了。
《乙酉元旦》即1945年元旦写的,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所以说春归大地还渺无凭据,又在乱中过了一年。人在忧时感事中容易衰老,这是表忧伤,当时钱先生还只有三十四岁。三联“焦芽”,吴忠匡按,见《净名经》。大概说心境像发芽就焦枯了,参见佛维摩诘的说法,当指心中的生机受打击。“枯树”,见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移时异,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零落),生意尽矣’。”殷仲文感叹枯树的生机完了,这也比内心的生机受打击。末联说留着豪气来自慰,像伍子胥在吴市吹箫,高渐离在燕国击筑(乐器)那样的事已经听不到了,意即听不到民间豪侠的消息。钱先生这两首诗的用意,吴忠匡先生已经讲了。
吴忠匡先生接下去讲钱先生谈学诗:
我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和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他沉思了一下,回答我说:他“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李商隐、黄景仁)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杜甫、元好问)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晚清的宋诗派)以入西江(江西诗派)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杜甫、孟郊、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元好问)、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事前没有取得钱先生的同意,选文部分,不一定选得恰当;简注部分,有的书名,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注不出;说明部分,可能更没有体会到钱先生的卓识深心。这本《读本》,也是“不经”的一类,只好求钱先生的原谅了。希望读这个《读本》的读者,进一步去读《谈艺录》原著,以获得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来指出这个《读本》的不足。     周振甫  199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