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金代文学理论批评
金代的文学批评，主要针对当时颇为活跃的形式主
义文风。在金代文坛上，由于卢仝、李贺和江西诗派作
品的某些消极方面对一些作家的不良影响，刻意追求尖
新险怪的倾向比较突出，周昂、赵秉文、元好问、王若
虚等人，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批评，推动了金代文
学的健康发展。
周昂没有留下专门的文学批评著述，其文学观点主
要反映在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刘祁的《归潜志》
以及《金史》等书中。周昂一生不喜“雄豪奇险，善为
新样”的北宋诗人黄庭坚，认为前人关于黄庭坚得法于
杜甫的议论是浮浅的看法（《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八），
并且对于以他为首的江西派的作品进行了大胆的抨击，
指出“宋之文章至鲁直，已是偏仄处；陈后山而后，不
胜其弊矣”（同前，卷三十九）。他强调“文章以意为
主,以言语为役”(《金史》卷一百二十六),把思想内容
放在第一位。在传授其甥王若虚文法时曾经说过：“凡
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
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滹南遗老集》，卷三十
七）除了理论上的主张而外，他的创作实践也能体现自
己的观点，其作品以杜甫、韩愈为法,内容翔实,文笔高
雅,在当时颇有影响,“诸儒皆师尊之”（《中州集》卷
四）。元好问在《中州集》中选存其诗达100首之多,是
该书收入作品最多的一人。
周昂之外，元好问在文学批评方面也颇有建树。其
所作《论诗绝句三十首》、《自题中州集后》、《论诗
三首》、《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陶然
集诗序》、《东坡诗雅引》、《新轩乐府引》以及《中
州集》中的某些作家小传等，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理
论观点。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他主张广泛吸取前
人的经验，加以熔铸变化，从而达到“学至于无学”的
境界。他指出杜甫所以能够卓然自成大家，是“九经百
氏古人之精华”“膏润其笔端”的结果(《杜诗学引》)。
他提倡学习前人,是为了自成一格的创造,而不是亦步亦
趋,生硬模仿。相反,他对“窘步相仍”、“俯仰随人”
的作品不屑一顾。他提倡豪迈慷慨和自然天成的诗风，
反对柔靡纤弱的倾向和“切响浮声”的习气。鉴于某些
宋诗只注意在文字上花样翻新,斗靡夸多,忽视饱含着真
实性情的鲜明形象，他在推崇北宋代表性诗人苏轼的同
时,对苏轼、特别是黄庭坚也有所不满,提出了“沧海横
流却是谁”的批评，表达了“北人不拾江西唾”的郑重
态度。并且认为“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唐
贤所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陶然集诗序》)，
指出苏轼在艺术上所以能够取得较高成就，在于有真性
情,“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新
轩乐府引》）。在艺术和现实生活关系的看法上，元好
问强调客观实际所激发的真情实感，斥责为文造情的虚
假伪饰风气。
与元好问同时的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王若
虚直接继承和发扬了他舅父周昂的文学观点，其《滹南
遗老集》中的《文辨》、《诗话》和两组《论诗诗》,集
中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他从“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
为役”的观点出发，反对“不求是而求奇”（《诗话》
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形式主义倾
向。对于“穿凿太好异”(刘祁《归潜志》卷九引语)的
黄庭坚、“东涂西抹斗新妍”（《论诗诗》语）的王庭
筠、“好作险句怪语”(刘祁《归潜志》卷八引语)的李
纯甫、“好用恶硬字”(同前)的雷渊，他都作了尖锐的
批评。甚至斥“江西诸子之诗”为“斯文之蠹”（《文
辨》四）。而对于白居易，则加以充分肯定，批驳了宋、
金一些文人对他肆意轻视和贬抑的言论。
除上述三人以外，活动时期早于元好问、王若虚的
赵秉文，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文学主张，对于提倡平易
畅达、朴实自然的文风，纠正夸多斗靡，艰险奇涩的倾
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周惠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