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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理论批评
宋代的文学批评比起唐代来，又有了不少新的发展。
它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论争更激烈，而且和时
代的演变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不同倾向有着更为密切的联
系。特别是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给予文学批评以明显
而深刻的影响。王禹□、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
轼、张戒、陆游、杨万里、戴复古、刘克庄等人，都能
在不同程度上强调继承唐代韩、柳古文和李、杜诗歌的
优良传统，分别批判晚唐体、西□体和江西诗派的文风
和诗风，要求文学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关心国计民生,发
挥教化作用。
文论 宋代文论，主要特点是环绕对“道”的理解
以及“道”与“文”关系的论争开展的。
宋初的柳开、王禹□、穆修、石介等人针对当时片
面取法晚唐、五代的华靡文风,提倡古文,推尊韩愈，要
求文章阐述儒家之道，辅助教化，被称为宋代古文运动
的先驱者。他们的主张又有小异。柳开要学“孔子、孟
轲、扬雄、韩愈之道”与文（《应责》）,先学韩愈,后
期又抛开韩愈，“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
（《东郊野夫传》）。但他的散文，不免艰涩，影响不
大。王禹□主张“文,传道而明心”,反对“句之难道”，
“义之难晓”，赞美韩愈文的“必出于己”（《答张扶
书》），成为后来欧阳修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的先声。柳
开、王禹□后，杨亿、刘筠的西□体兴起，愈加讲究辞
藻、声律、对偶,讲究骈文。穆修专学韩愈、柳宗元,称
“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唐
柳先生集后序》）。石介稍后，著《尊韩》，要学韩愈，
不提柳宗元。著《怪说》，强烈反对杨亿的西□体。他
们都主张学古圣贤之道。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论文也强调
明道尊韩。但他所讲的道，不同于柳开等人的古圣贤之
道，也不同于王禹□的“传道而明心”。他反对“弃百
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即从关心百事中
求道。在道与文的关系上，他说“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
自至”(同前)。但他又认为“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
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即其次要注意文辞之
美。他又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
尹师鲁基志》）。这就同柳开、石介坚决反对骈文的见
解有所不同。
北宋后期的文论，主要有曾巩、王安石、苏轼等继
承欧阳修的文论，加以发扬光大。曾巩的文论，关心史
事,主张“畜道德而能文章”,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
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加上“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南齐书·目录序》)。
对人物,要能辨别“有情善而迹非,有意□而外淑”（《寄
欧阳舍人书》）等。王安石同样强调文章要以适用为本，
“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他认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
云尔”。又认为“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
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上
人书》）。他把文辞比做器物上的“刻镂绘画为之容而
已”，“然容亦未可已也”（《上人书》），认为文辞
也要讲究。他以“礼教治政”为文，比欧阳修的关心百
事显得狭窄。
此外，道学家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也”（《通
书·文辞》），发展到程颐的“作文害道”(《语录》)
说。他们所讲的道，主要是关于身心性命的义理之学。
他们由重道轻文，进而重道废文。
苏轼的文论,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主张文须“有
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文集序》)。
他论文言“道”，在《日喻》中提出“道可致而不可求”，
强调只有在不断的生活实践中，才能掌握事物的特征及
规律。这就比欧阳修的关心百事更进一步，要从实践中
去体认道了。他又高度重视文采、技巧，倡言辞达，他
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
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
谓辞达。”他赞赏的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
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
生”(《答谢民师书》)。又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
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
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结合苏
轼从长期的体会中去认识道，这个认识要通过文辞来作
出充分表达，这就象系风捕影了。正由于他在长期实践
中对道有深切体会，所以他的文思象“万斛泉源”，这
种文思的表达，又有“随物赋形”的特点。因此，苏轼
的文论成为北宋后期最杰出的文论。他的散文创作也能
够贯彻他的文论，有卓越的成就。
南宋的文论，有的强调道德与养气，胡铨说：“德，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德盛
则其旨也必远,理也。”（《答谭思顺》）陆游论文,称
“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给事外制
集序》）。又把文采和道德品质结合，称“君子之有文
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
必有是实，乃有是文”（《上辛给事书》）。当时道学
家朱熹继承周、程的观点，提出“文道合一”说，认为
只要修道明理，文便“从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后来真德秀的《文章
正宗纲目》，只从“明义理，切世用”着眼，不注意文
章的艺术性，暴露了道学家文论的缺点。但道学家的文
论影响不大，代表南宋的文论，还是胡铨、陆游等的文
论。再象陈亮说“大凡论不必作好语言，意与理胜则文
字自然超众”(《书作论法后》)。他讲的“意与理胜”，
反对道学家的空言性命与心性,认为它是“相蒙相欺,以
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
运□序》）。他论文要求讲求天下之实，理百事。叶□
的文论，认为“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尽
观而后自为之，故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法
度总论一》）。所以他的散文比较切实明通。
总的看来，宋代文论的一个特点是：提倡平易通畅
的文风。王禹□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答
张扶书》)。欧阳修的散文，苏洵称为“纡徐委备,往复
百折，而条达疏畅”，“容与闲易”（《上欧阳内翰第
一书》），是平易流畅的。宋代文论的另一个特点，是
强调散文的艺术性。象苏轼崇尚自然，提出要“随物赋
形”(《文说》)，讲求形象；又称“求物之妙”如“系
风捕影”,使“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
认为下笔前做到“胸有成竹”（《文与可画□□谷偃竹
记》），才能达到内外一致、心手相应的境地。这样看
来，宋代文论的成就，主要在北宋，南宋只是结合当时
的需要作了一些发挥罢了。
诗论 宋代的诗论，在北宋时与文论并茂。到了南
宋，渐次发展，成为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宋代的诗论，
同诗歌创作流派与风格的盛衰消长，紧密呼应。
宋初诗歌,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王禹□反对“因
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哀高锡》)。他论诗推崇白
居易，但影响不大。稍后西□体兴起，更加注重形式的
华丽。石介批评他们“淫巧侈丽，浮华纂组”（《怪说
中》）。梅尧臣论诗，提倡《诗经》和《楚辞》的传统，
主张“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诗必须真正有感而
作，用比兴手法来表达。他还提出作诗要“意新语工”，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
修《六一诗话》引语）。在风格上，他提出“作诗无古
今，惟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是用
朴素的语言写出“意新语工”的诗来。欧阳修论诗，推
重梅圣俞诗的“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感人之至”(《书梅圣俞稿后》)，主张诗体雅正、风
格变化和诗的感染力，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主张
（《梅圣俞诗集序》），又赞美“子美（苏舜钦）笔力
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梅尧臣）覃思精微，以
深远闲谈为意”（《六一诗话》）。因此，他能领导北
宋的诗歌革新运动，作出了贡献。王安石论诗重视政治
内容，喜爱杜甫，对李白诗则有微辞。他在晚年提倡用
事和对偶的工巧，有助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提高。苏
轼的诗论,既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
百代”,又赞美“苏（武）、李（陵）之天成,曹（植）、
刘（桢）之自得,陶（渊明）、谢（灵运）之超然”,又
赞美“韦应物、柳宗元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
（《书黄子思诗集后》），能够赞赏各种风格。苏辙称
他“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东坡
先生墓志铭》）。苏轼对诗歌的艺术规律作了多方面的
探讨，提出了“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评
韩柳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
蓝田烟雨图》）等独创见解。黄庭坚论诗主张“真能陶
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
成金”，还要“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答洪驹
父书》），即就作者所接触到的外界事物,进行陶冶,从
中产生主旨和情味，再就古人的陈言加以熔铸，点铁成
金，成为创作。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影响很大，形成
了江西诗派。流弊所及，使一些诗人只注意“取古人之
陈言”，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而忽略了他的“陶
冶万物”，“有宗有趣”的主张，因此受到后人的批评
反对。
南宋初期，苏黄诗体风靡一时，而黄庭坚和江西诗
派的流弊日益显著，引起不少人的批评。反映在诗论上，
首先是张戒,在他的《岁寒堂诗话》中,激烈地反对“子
瞻（苏轼）以议论作诗，鲁直（黄庭坚）又专以补缀奇
字”，反对“苏黄用事押韵之工”。他主张“言志乃诗
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要求“其情真,其味长，
其气胜”。陆游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从生活与创
作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工夫在诗外”(《示子□》)，提
出“大巧谢雕琢”(《夜坐示桑甥十韵》)。杨万里最初
也是取法江西诗派，以后逐渐摆脱束缚而自成一家。他
感到“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而后
者已迫，涣然未觉作诗之难也”（《诚斋荆溪集序》），
着重写生活中的感触。姜夔论诗也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
后来“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严羽的
《沧浪诗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具有比较
完整的系统和纲领。严羽不满意苏黄以来“以文字为诗，
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诗风，猛烈抨击江西诗派。
他力主“妙悟”,创诗有“别材”、“别趣”之说,推崇
汉魏盛唐诗，强调“咏吟性情”,“唯在兴趣”,以及笔
力雄壮、气象浑厚、音调铿锵等，在探讨诗歌的艺术特
征、辨别时代风貌和体制等方面都有精到的见解。然而
他又把盛唐诗作为极限，把“熟参”古人作品当作“悟
入”诗道的唯一途径。以禅喻诗是《沧浪诗话》的一大
特点，严羽认为盛唐诗人的高明在于“妙语”，如“水
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与严羽大体同时，
还有江湖派中杰出的诗人戴复古和刘克庄的诗论。戴复
古作《论诗十绝》，反对模拟藻饰，崇尚独创精神和雄
浑的诗风。刘克庄批评作诗“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
逞辨博”（《竹溪诗序》），击中了宋诗的弊病，但他
也肯定宋诗自有发展、创造之处。戴、刘诗论的影响虽
不及严羽,但他们对江西诗派的批评,却比严羽更为激切。
总的看来，北宋的诗论，从梅尧臣的“意新语工”，到
欧阳修的“覃思精微”，到苏轼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
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都着眼在
思理上。这跟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
理见胜密切相关。南宋的诗论，主要是对江西诗派的争
论,围绕着这一论争,诗论家们对于诗歌与政治、诗歌与
生活、诗品与人品，以及诗歌的形象、意境、趣味、韵
律等理论问题，发表了许多卓有见地的看法，从而丰富
了古典诗歌的美学理论。
宋代产生了“轶事小说”体的“诗话”，是一新型
的文学评论形式。第一部诗话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开头即表明“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继它而起的司
马光《续诗话》和刘□的《中山诗话》，都是以“记事”
为主，品评诗句，表达了一些对诗歌的理论见解。宋代
的诗话失传了不少，从现存的40多种诗话来看，其“轶
事小说”成分逐渐减少，而文学批评成分则相应地增多。
北宋中叶以后的诗话，如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等也
叙述遗闻轶事,但密切地联系着当时诗歌的实践,给诗歌
写作以具体的指示，有了新的内容。到了南宋，出现了
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和
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三部诗话，已不再着重掌故的
记述、用事造语的考释和寻章摘句的批评，而是发挥了
对于诗歌理论的比较全面和根本的意见。诗话在明清两
代愈益发达，成为中国传统的诗歌评论的主要形式。此
外，宋人还编诗话，把散见于各种书籍里的诗文评论和
掌故搜罗在一起，象阮阅的《诗话总龟》、胡仔的《苕
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都是比较流行
的诗话汇编。
宋代刻本《诗人玉屑》
词论 宋词虽存在着许多流派,但从总的说来,是以
晏殊、欧阳修等人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等的豪放
派为主。这样分只是取便说明，不尽确切。象苏轼、辛
弃疾都有写得宛转含蓄的词,象姜夔的词风格峭拔,跟婉
约也有区别。这两派词作的风格不同，因而也产生了不
同的词论。苏轼把文学革新的精神扩展到词的范围，他
提出词是“古人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主张词
要写得“句句警拔”，有“诗人之雄”(《答陈季常》)，
这就把词从“倚红偎翠”、“浅斟低唱”的风气中解放
出来，从内容、形式、风格各方面，提高到与诗相同的
地位。这种词体解放的追求与提倡具有冲决传统的意义。
但他的改革,却受到一些正统词人的批评。他的门下陈师
道和晁补之就不无微辞地说他的词“要非本色”（《后
山诗话》），“不是当家语”（《复斋漫录》）。著名
的女词人李清照的《词论》，对北宋词坛提出了总结性
的意见，对前辈名家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晏元献、
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
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批
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晏（□道）苦
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
故实”。她认为词“别是一家”，要讲音律、铺叙、典
重、故实,还要高雅。她理想中的词,当指周邦彦的《清
真词》。到南宋,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新形势下,对苏辛词
的评介，成为词论中的主要内容。王灼在《碧鸡漫志》
中认为苏词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
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寅也在《题酒边词》中提出
词应继承风、骚传统，并断言苏词的出现，打破了“词
为艳科”的传统。陆游驳斥了前人对苏词的责难，指出
苏轼并非不懂音律，仅仅是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老学
庵笔记》）。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指出辛词声闳意远，
乃源于作者器大志高,蓄积深广,意气充沛。刘克庄更极
力颂扬辛词“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
他批判雕琢纤艳的词风，指责“美成（周邦彦）颇偷古
句”，同时也指出（陆）放翁、（辛）稼轩“时时掉书
袋，要是一癖”（《刘叔安感秋八词》）。
上述诸人的词论，围绕着对苏、辛二家的评价，反
映出南宋词论的进步倾向。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
等人为代表的另一派着重追求格律形式的词风也在发展。
反映在词论上,张炎的《词源》独尊姜夔,以协律、雅正、
清空和意趣高远为标准。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则独
尊周邦彦。他论词提出四个标准:“音律欲其协”,“下
字欲其雅”,“用字不可太露”,“发意不可太高”；提
倡绵密妍练的风格。他们两人的词论，代表了格律派词
人的艺术观点。他们都很精通音律，在论词的格律以及
技巧方面颇为精当，在使词论发展成为专门的词学方面，
也有值得肯定之处。
（陶文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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