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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理论批评
秦代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
文论。由于当时处于文学发展的早期，“文”的观念实
质是一种包括文化、文章、文艺的广义的文学观念，并
随诸子思想体系的不同而各有独自的理解和侧重。同时
也随着诸子思想的影响而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过深远
的影响。
先秦文学批评的发端 文学批评来源于文学创作实
践。先秦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学批评问题。最先是谈“言”、
“辞”，如《周易·艮六五》：“言有序”，就是说语
言要有层次，要有条理。又如《仪礼·聘礼》：“辞无
常，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
也。”它所谓“辞”，是指使臣聘问的外交“辞令”而
言；它要求“达”，就是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
和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意思一致，反映出古代统治阶级对于言辞的重视。
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频繁，言辞的得失常常关
系到国家的存亡，因而对于言辞更加重视，把“立言”
列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谈
言辞问题是先秦文学批评的萌芽。
先秦文学批评的正式形成，表现在对《诗》和乐的
评论方面。
今传的《诗经》，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汇
集,其中有些诗篇明确表白了作诗者的用意。如《魏风·
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雅·节南山》：
“家父作诵，以究王□”，《大雅·崧高》：“吉甫作
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有箴谏,有
颂扬，显示出诗歌的政治、社会作用，为“诗言志”说、
“美刺”说提供了作品根据。周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诗歌
是很重视的，《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六》、
《左传·襄公十四年》都有使“列士献诗、瞽献曲”一
类记载。统治阶级的重视诗歌，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诗歌
艺术,而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用以观察政治的得失、风
俗的盛衰，对贵族子弟进行思想教育，使诗歌发挥箴谏
作用。当时的诗都是合乐的，所以周王朝掌管音乐的太
师，同时也管教“六诗”（《周礼·春官宗伯》），诗
与乐成为周王朝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春秋时期诗歌实用的范围有所扩大，成为各国使臣
外交辞令的组成部分。据统计，《左传》和《国语》共
引《诗》200多次,绝大部分见于今本《诗经》。各国诸
侯、使臣之间，在许多场合，赋《诗》言志，或使别人
赋《诗》以“观其志”。他们对《诗》往往采取断章取
义的办法，摘取《诗》中的一两句话来言自己的“志”，
或颂扬，或讽刺。《诗》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生了重
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就在这种环境里进一步产生了
对《诗》的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国
公子季札观乐时的一段议论，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比较
完整的文艺批评。鲁国为季札演奏了《周南》以下的十
五国风(次序和今本大致相同)以及《小雅》、《大雅》、
《颂》，还表演了多种乐舞。除了《桧》、《曹》以外，
季札对各国《风》和《雅》、《颂》以及乐舞，一一作
了评论。在评论中他先称音乐之美，而后论其歌辞。值
得注意的是，他能从乐曲和歌辞中判断有关国家的兴衰
以及发展前途。例如对《郑风》的评论是：“美哉！其
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对于《齐风》的评
论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
乎！国未可量也。”他把音乐、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以及
音乐与诗歌的认识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
他称许《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豳风》“乐
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言”，《颂》“哀而不愁，
乐而不荒”。可以看出，他欣赏的是诗与乐的中和之美。
他对于颂美“先圣”、“先王”的《颂》诗更是备加赞
扬，表现出他维护王政的鲜明立场。他的见解对以后诗
乐理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在先秦古籍中明确提出“诗言志”说的是《尚书·
尧典》。所谓“志”是指志意怀抱而言，着重在对政治
和社会的态度与看法。“诗言志”概括了诗的功能和特
点，在诗歌理论上有重大意义，以至于被称为“开山的
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
诸子的文学批评 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
制过渡的时期，表现在文化方面是“礼崩乐坏”的局面。
旧的统治阶级控制文化教育的权力已被削弱；孔子聚徒
讲学，标志着文化教育已从官府贵族手里摆脱出来。这
在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有利于文
化的发展。
孔子在讲学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弟
子。他们来自各个阶层，这就使文化知识得以广泛传播。
随着各诸侯国斗争形势的发展，“士”的阶层不断壮大，
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
述自己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
的文学批评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发展。
孔子的文艺批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文质”说和
《诗》论。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和“文”
的本义是质朴和文华，在孔子，是指人的品德和文化修
养讲的，但可以引申到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来。
他要求“文质彬彬”，也就是启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
式应该统一。因为重视“文”，所以他很重视言辞；还
因为言辞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关系也很密切，不懂得言辞，
就不会了解人。他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
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他在教育学生时设立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
语·先进》），把“言语”特设一科，说明了他对言辞
的重视；但置在“德行”之后，表明了他最重视的还是
“德行”。他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论语·宪问》）。他反对那些“巧言令色”的“佞
人”（《论语·公冶长》）。但孔子也并不排斥文采，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他的话：“《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
远。”他还说过：“为命……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
产润色之”（《论语·宪问》），都可说明他对文采的
重视。
孔子很重视《诗》的学习，《论语》中谈到《诗》
近20处,可以看作是纯粹的文艺批评。孔子对《诗》的总
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
于乐。”(《论语·泰伯》)这都是就《诗》的道德教育
作用而言的。孔子重视学《诗》的另一原因是，《诗》
可以作为学习辞令语言的教本。他说:“不学《诗》,无
以言。”(《论语·季氏》)而学习《诗》的语言的目的
则是为了从政之后，“使于四方”能够“专对”（《论
语·子路》）。这显然是从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时常
常引《诗》出发的，是“尚用”观点的体现。
孔子在论到《诗·关雎》时说：“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论语·八□》），和季札的观点一致，所欣
赏的也是中和之美；他对于流行的新声，采取排斥的态
度，指出“郑声淫”，并主张“放郑声”（《论语·卫
灵公》），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保守方面。诗与乐
的中和之美，派生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礼
记·经解》），旨在协调封建阶级内部矛盾，因而成为
后代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诗歌创作产生了一
些有害影响。但它作为诗歌的一种风格来说，也未可厚
非。即使是政治讽谕诗,也不见得一味刻露就是好诗,有
时婉而多讽，反具有感人力量。孔子论《诗》的另一个
重要观点即“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
他从多方面肯定了诗歌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加以高
度概括，成为一个理论原则，这是他对诗学的重大贡献。
墨子是接近社会下层的思想家,其学本出自孔门,后
来自立思想体系，与儒学抗衡。他主张“节用”，反对
繁文缛节的“礼”，反对一切雕饰、文采。他说：“暴
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衣之”是“单(殚)财
劳力，毕归之于无用”(《墨子·辞过》)。基于这种观
点，他反对乐。在《非乐上》中举出了反对乐的五个理
由,意思不外是劳民伤财,有害于政。他也说过：“衣必
常暖,然后求丽”,“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
子》佚文），似乎并不绝对排斥“丽”和“文”，不过
他在这方面很少发挥，主要的还是否定音乐的陶冶性情
作用，否定人们的审美要求，把“尚质”、“尚用”推
向极端，具有明显的片面性。
墨子的“尚质”、“尚用”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三
表”作为立言的标准，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
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就是说，发表
言论要根据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百姓的生活
经验；还要付之实施，看百姓是否受到实际利益。他把
“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检验言论的标准之一，表现
出他的进步思想。但他的着眼点是言论的实用价值，是
论述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而不是文采，他自己的文字也
都朴实无华。他的“尚质”、“尚用”的观点，为韩非
所接受。
孟子生当战国纷争、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继承和发
展了孔子学说，他在和别人的论辩中，引《诗》近40多
次，引《尚书》近20次，可以看出他对这两部儒家经典
都有很深的研究。这是他的文学思想的基础。和墨子不
同，他认为音乐具有感化人的作用：“仁言不如仁声之
入人深也。”（《尽心上》）他重视外在的修饰之美：
“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斋）
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他认为爱美
是出于人的天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
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
心下》）他最早提出了审美观的共同性问题：“口之于
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
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其中包含着正确
的成分。他的文学观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意逆志”
说和“知人论世”说，作为理解诗歌的方法和评论作品
的原则，这两说都有首创意义，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
途径。孟子的“知言养气”说，也对后世文论有较大影
响。所谓“养气”，是指自我修养而成的一种“浩然之
气”；所谓“知言”，则是指“□辞知其所蔽，淫辞知
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
上）。它们的本义是讲道德修养与辨别言辞是非的问题，
后人引申到文学批评方面来，成为“文气”说的理论根
据。
庄子的文艺观受老子影响很大。老子认为客观世界
存在着混然一体的“道”，这个“道”是无形的，恍惚
的,不可名说的,对于它，难以用语言和思维器官去把握，
只能用“虚静”的精神状态去体验。基于这种哲学观点，
他反对言辞辩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
五十六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
善。”(《老子》八十一章)他反对一切美色、美声:“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他主
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因而反对知慧、仁义：“绝
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
十九章）对一切文化艺术都予以彻底否定。他的观点在
庄子那里得到全面发展。
庄子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美丑、善恶、是非,都是
没有客观标准的。所以他反对求知：“吾生也有涯，而
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他
反对“美言”：“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
论》），进而反对言辞辩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
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
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就是说言和意所能
及的只是一般事物的迹象，而最高的“道”，是无形无
象的，言和意所不能及的，至于记录语言的书籍，只不
过是“糟魄”而已。这种从根本上否认言辞功能的说法，
自然是片面的,但任何语言表达上都有一定的局限,言和
意之间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庄子的话也有其合理的因
素。他还说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
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
物》）。它启示人们:文学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不
能为了形式而掩没了内容。要得其意,传其神,意得神现
即止，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庄子的观点成为后世“离
形得神”论的先声。
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观点。在《齐
物论》中,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
三种，他最欣赏的是“天籁”，即非人的浑然不可分辨
的大自然之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
天地，苞裹六极”（《天运》）。在《天运》中，他还
把“天籁”解释成无形无声的至乐，体现了他所追求的
自然全美的最高境界。这和他的“言”“意”之辨是相
通的，对于后代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影响至为深广。
《庄子》的一些寓言，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
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生》中“佝偻承蜩”的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天道》中“轮扁凿轮”的
“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等，虽是就各种技艺而言，但
却揭示出如何认识与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问题，对后人
有启发作用。
荀子精通儒家经典，在《荀子》一书里引《诗》即
有80次之多。儒家经典大多通过他传之后世。荀子文学
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尊经”、“明道”。针对孟子的
“性善”说，他提出了“性恶”论，这是他强调后天学
习重要性的理论根据。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
琢磨也”，“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仪，
为天下列士”（《大略》）。他所说的“文学”是广义
的，主要内容指儒家经典。他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
《礼》”(《劝学》)。他对于《诗》、《书》、《礼》、
《春秋》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特别推重的是《礼》。荀
子所讲的“礼”有新的内涵，它是和“法”联系在一起
的。他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
多少为异”（《礼论》），就是按贵贱身份不同而享用
财物的等级制度，这已超出一般的道德规范之外。荀子
特别强调学“礼”，就是要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统治阶
级的等级制度。荀子还多次讲到“道”。这个“道”是
圣人之道，也就是《诗》、《书》、《礼》、《乐》之
道，他认为明道必须尊经，尊经是为了明道，明道是明
圣人之道，“百王之道”。他的见解开后世“宗经”、
“明道”、“征圣”说的先声。
基于明道的观点，荀子重视言辞，提倡论辩。他说：
“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
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非相》)他所谓
“小人辩言险”是有所指的。他对于春秋、战国以来的
各家学说除孔子外都加指责，而抨击最烈的是邓析、惠
施。他明确指出辩说必须为明道服务：“辩说也者，心
之象道也。”（《正名》）他对言辞、辩说的见解，也
反映了他的文学观。
荀子的《乐论》是针对墨子的《非乐》而作的。他
认为音乐有很强的感化力量，可以“移风易俗”，可以
对《礼》起配合作用。《乐论》是季札、孔子以来在音
乐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它自成一个体系，影响深远。
韩非子曾从学于荀子，而他的文学观却是商鞅文学
观的发展。在《商君书》里，《诗》、《书》、《礼》、
《乐》被列入“六虱”之内，并认为“豪杰务学《诗》、
《书》”以逃避农战，是兵弱的原因，对于儒家经典及
传统文化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韩非子把儒者列为“五
蠹”之一,加以抨击,认为“儒以文乱法”（《五蠹》）。
他采取老子“尚朴”、“尚真”和墨子“尚质”、“尚
用”的观点,反对“文”和“饰”。他说：“礼,为情貌
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
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
(《解老》)他把“情”和“貌”、“质”和“文”完全
对立起来，不承认“貌”和“文”对于“情”和“质”有
任何积极作用，甚而认为有害，显然是过激之论。他还
进而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
可亡也。”（《亡征》）“辩说”、“文丽”会导致国
家的灭亡，又从反面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他在《和氏》
中说商鞅曾“燔《诗》《书》而明法令”。他为秦王朝
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历史的根据。
先秦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影响 先秦的文学批评，由
最初的片言只语发展到较为完整的见解，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文化的发展。战国
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革，
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学术领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
争辩中各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学批评也随之而
发展。但总起来看，当时学科的界线还不很清楚，现代
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学
问，而是和史学、哲学等交织在一起，没有专门的文学
批评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见解，大多是从思想家、教育
家、政论家的有关言论中推衍出来的，零散的多，有系
统的少。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文学见解，都是和他们的
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紧密相连的，由于思
想体系不同，文学见解也各异。儒家学派普遍地重视文
学艺术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主张文质结合；墨、法、
道诸家则倾向于崇“质”而轻“文”。就中墨、法两家
强调的是“用”，道家强调的是“真”、是“神”，并
涉及艺术创作规律问题。各家都以文质问题作为议论的
重点，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丰富了先秦文学
批评的内容。其中有主张文质并重的，有主张重质轻文
的，却没有重文轻质的。这可以说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
个重要特点，对于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
后世排除浮艳文风的理论武器。
（李廷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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