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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明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
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战国
时《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
《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
儒家的“圣人”看作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
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则在《太
玄·玄莹》、《法言·吾子》等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作
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而最好体现自然之道的，他
认为是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
“徵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的思想，给了后来
的刘勰以直接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设有
《原道》篇，而且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强
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
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
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
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
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
“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
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
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
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
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
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
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
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
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
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
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
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
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
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
“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
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
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
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
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
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
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
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
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
书》）,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
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惟其“载大”，才
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
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
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情况起了变化，理学家们不是
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北宋的理
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他在
《通书·文辞》中强调指出：“文所以载道也。”但他
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
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
是物，这比起古文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
周敦颐在《通书·陋》中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
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
矣。”更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倾向。而且，理学家所说
的“道”，也与古文家不同，他们的“道”杂有心性义
理之学的内容，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周敦颐之后，程
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
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
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
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
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
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
是把本为末。”（《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
“道”,反对李汉的“文者,贯道之器”和欧阳修的“文
与道俱”说法。朱熹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
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
这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带着
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
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其后的几百
年中，对文道关系的种种意见，便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
与反对理学的斗争。陈亮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指出：
“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
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正是理学家的致命伤。
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们所强调的“道”，其
片面性也表现在这里。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
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曾产生了重大
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
反对雕虫篆刻的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
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
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
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
须有益于天下》）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
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道关系的论争作
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
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
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在《原道下》中，他谈到文与
道的关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
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
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立言与立功相准，
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
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
这里说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为文章,使“文”在
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这就是
“文”与“道”的统一。韩愈只讲“约六经之旨而为文”，
章学诚的重要发展是“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所谓“随
时”，就是要合乎时代的实际需要，针对时弊而发。他
所说的“道”的内涵，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却又突破了
儒家之道。他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
（《原道上》）“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
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诗教上》)这些，都与
封建卫道者不同。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
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
有理。”(《辨似》)所谓“文自有理”就肯定了“文”
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
意“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彩以为愉悦”的说法。在封
建社会的文论家中，章学诚的文道统一论，被认为是古
代文论中比较突出的。
（刘文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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