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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
人的才能和禀性。始见于赵岐《孟子·告子》“非
天之降才尔殊也”注：“非天降下才性与之异也”，王
充《论衡·命禄》：“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
才也。”魏晋玄学兴起后，“才性”更是被广泛清谈的
问题之一，袁□并有《才性论》（《艺文类聚》卷二十
一）。后被运用于文学批评,泛指作家的天才与气质,指
文学创作中作家主观方面的条件。“才”指天才和才能，
“性”指作家的气质和个性，两者都直接地影响着作者
的创作。
三国时期，刘邵的《人物志》是中国最早论及性格
类型的著作。其中品评人物，比较注意人的才性的区分。
在《人物志·八观》第七中就提出“观其所短，以知所
长”，并认为人有偏才和兼才之别。葛洪《抱朴子·辞
义》也有关于才性的“偏长”、“兼通”之说。在中国
古代文论中，第一次接触到作家的气质与作家的创作之
间的关系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作家独特
的气质、个性，形成了各自的独特风格。所谓“文以气
为主，气之清浊有体”，“清浊”即指作家气质、个性
的刚柔：“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
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但他过于强
调了作家气质、个性的先天性：“至于引气不齐，巧拙
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却完全忽视了后天
的社会实践和艺术素养对于作家气质、个性形成中的作
用。
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作家的才能、个性之与
作家创作的关系，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探讨。
刘勰曾反复地强调作家天才和气质的不同：“才分
不同，思绪各异”（《文心雕龙·附会》篇）；“□桂
同地,辛在本性”（《事类》篇）;“性各异禀”（《才
略》篇）。这种才能、个性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作家们
各不相同的风格：“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
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气有刚柔,学
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
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莫能翻其才；风趣
刚柔,宁或改其气;……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体
性》篇）就是说,一个作家作品的辞理的平庸或杰出,他
的作品风格上的阳刚和阴柔，都是和作家本人的才性分
不开的，从而提出了作家的才能和个性，是形成其作品
的独特风格的基础。刘勰并用这样的观点，对历代作家
的创作进行了评论。譬如在《体性》篇中，他从性格对
于创作风格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吐纳英华，莫非情性。
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
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触类以推，表里必符，
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就是说，作家外在
的文辞风格的表现，都是他的内在性格的一种自然而然
的反映。
而作家的才能和个性的发展，又常常是和时代分不
开的。所以刘勰在《才略》篇中，在分析了后汉和前汉、
晋代和建安时代的创作时,指出前者不如后者,主要就是
时代风尚影响的结果。例如他认为东晋的文意单薄，和
当时的清谈之风的影响就是分不开的。所谓“何也？岂
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
时也。”在《诸子》篇中，他认为由于百家争鸣的气氛，
使得诸子能够“越世高谈，自开户牖”；而汉代由于依
经立论的结果,“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所以不能
不比诸子逊一筹。在《时序》篇中，更进一步指出了建
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格特点，和建安时代的“世
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影响分不开；晋代虽然“人
才实盛”，但由于“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这就是他
提出的著名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
这些看法对于促进人们对于风格理论的研究，具有
积极意义。
在天才的问题上,刘勰一方面接受了曹丕的观点,很
强调它的先天性,如所谓“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才
有（由）天资”（《体性》篇）等；但刘勰和曹丕不同
的是,他既承认天才的先天性,又很重视作家后天学习对
于才能发挥的重要性：“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总
术》篇）；“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文章由学，能在
天资”(《事类》篇)；“八体屡迁，功以学成”（《体
性》篇）。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更为全面的。
刘勰之后，关于才性对于文学创作和风格理论的关
系，曾为后世的许多作家、理论家进一步探讨和发挥。
（敏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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