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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
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
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
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
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
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
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
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
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
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
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
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
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
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
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
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
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
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
“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
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
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
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
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
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
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
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
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
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
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
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
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
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
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
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
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
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
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
“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
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
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
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
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
物方苞、刘大□、姚□、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
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
裕,刘大□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
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
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
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
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
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
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
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
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
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
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
流传尤广。
（罗东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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