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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
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
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
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
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
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
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
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
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
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
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
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
□、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
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
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
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
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
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
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
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
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
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
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
（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
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
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
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
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
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
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
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
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
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
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
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
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
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
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
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
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
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
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
“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
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
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
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
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
（《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
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
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
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
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
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
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胡小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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